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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2006 张维迎：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张维迎：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
张维迎 ●《2007年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改革之道》于2006年9月6日正式出版，中国荣获全球商业环境改革的第4名，变革步伐在东亚地区内第一。但令人焦虑的是，即便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商业环境的综合指标排名仍然靠后，位居93位
●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的名义下保留了下来
●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每年一度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可以说是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生存环境和投资环境最权威的指南，自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反响，对推动各国的政策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2007年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改革之道》于2006年9月6日正式出版，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作为第一时间读到这份报告的中国读者，我是既欣慰又焦虑。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以多项重大的法律法规和机构改革措施，荣获全球商业环境改革的第4名，变革步伐在东亚地区内第一，综合商业环境排名提升了15位。根据该报告，通过改革有关法规，中国加快了企业登记注册程序，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简化了跨境贸易的繁琐手续，还建立了消费者征信系统。这些措施都对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令我焦虑的是，即便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商业环境的综合指标排名仍然靠后，位居93位(排名越高商业环境越差)，在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属于中等偏下。特别是，中国在“新企业建立”排名第128位，“行业经营许可”排名第153位，“信贷获取”排名第101位，“税收制度”排名第168位。中国企业完成所有规定的注册程序到合法经营这个过程需要经过13个步骤，花费35天时间和相当于人均年收入9.3%的成本，还必须筹集相当于人均年收入2.1倍的初始资本金，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过程仅需要2-3天，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香港地区等)并没有初始资本金的门槛。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也是最重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小时，总税负达利润总额的77.1%，这三项指标都远远高于东亚地区的平均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调查样本还是沿海某大城市，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商业环境比这个大城市要差得多。并且，这里有一个假设，即企业家可以随时获取信息，所有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都在有效地行使其职能，不存在腐败。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事实上，以我的判断，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的名义下保留了下来。审批制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中国加入WTO，从中央到地方都清理了一半以上的审批项目，但数量上的减少并未伴随相应的质量变化，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废除了，而许多“含金量”高的审批并没有废除。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即使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去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旨在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事实上，一些本已废除的审批项目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在一些重要行业，“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的借口。宏观调控期间，银行甚至连贷款合同也不履行，导致一些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创办和经营企业所面临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更自由的商业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投资创业，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也激励企业家不断创新，推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减少污染，等等。但世界银行通过对全世界170多个国家的分析表明，政府的管制常常事与愿违。比如说，对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繁琐的市场准入法规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劳动者更安全，减少污染，而只会抑制私人投资，将更多的人推向非正规经济，提高消费价格，助长腐败。那些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正是对市场准入限制最多的国家。
这里有必要对政府管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作点讨论。正如《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指出的，在不同国家，繁琐的市场准入程序总是与腐败相关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每一个手续都是一个“接触点”——一个行贿受贿的机会。不难理解，一些商业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也正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某些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
对自由商业原则的限制也常常造成对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伤害。比如说，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实际上是对穷人的歧视，剥夺了他们创业的机会，并导致雇员在工资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个直接损害劳工利益的是政府对雇佣制度的过度干预。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用工制度是衡量商业环境的10大指标之一。该报告对各国用工制度方面的指标进行的分析表明，对雇佣劳工限制最多的国家，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对劳工市场严格的干预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包括创造的工作机会的减少、失业时间更长、员工的技能退化、研发投入减少、公司规模缩小等等。一些看似保护劳工利益的法规恰恰使劳工受到伤害。报告引用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雇员害怕被提拔，原因是该国最近通过的一个法律禁止企业解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1.5倍的员工，聪明的雇主找到的一个应对办法是，如果想解雇一个人，首先提拔他，将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的1.5倍以上,然后合法地将他解雇。
令人担忧的是，当中国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我们的舆论界已开始弥漫着对市场的高度不信任，并正在导致着一些反市场的政策法规的出台。我希望，世界银行《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能加强我们对市场机制的信念，坚定我们继续改革的信心。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仍然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郎咸平：必须重新定义第2阶段的改革路径郎咸平：必须重新定义第2阶段的改革路径
文/郎咸平 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
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1986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
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1988至2001年，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2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
在改革开放的第1阶段，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较低。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先，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当时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过所谓“矫枉过正”的方式激发民间的活力以及创造力，打破政府的垄断，用心良苦。无可置疑，这个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弃了民生必需品的垄断，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生产和分配，使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
但是改革的第2阶段要带领社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警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认为超过0.4就是危机，而中国已然是0.5。第2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严重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在这一阶段，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会因此变得更贫穷，不会因改革而受损害，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不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理念。
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可是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抱残守缺，仍然只谈改革第1阶段所倡导的效率，而不谈第2阶段应倡导的公平。他们简单地认为将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由政府与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谈论各种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1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2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
但是第2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肤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2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7000亿空账的着落7000亿空账的着落 12月15日 星期五
文/王东京
最近有消息说，政府打算将部分国有股划入社保账户。若消息确切，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这些年的社保改革，总体说步子很大，但困难也不少，至于究竟难在哪里？说来说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核心问题，则是一个“钱”字。
养老保险也好，医疗保险也罢，都得有钱，没有钱，保障无疑画饼充饥。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社保是近10年才建起来的，一些老职工以前没有入保险，他们的账户里并没有钱，可现在人老了，身体也差了，到了用钱的时候，可养老金、医疗费却没着落。如此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就好像八个人凑钱订了一桌饭，现在八个人还没落座，突然又来两位不速之客，这顿饭怎么吃？
现在社保基金收不抵支、捉襟见肘，原因就在这里。按理讲，你没凑份子，就不该来吃饭，没入保险，就不该领保险金，这似乎天经地义、毋庸置疑。可如果据此指责我们的老职工，既不通情理，也不公平。这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个历史问题。
人所皆知，以前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说是工资，其实只是基本生活费，其余大部分都被国家收走了，用于上项目、铺摊子。当时政府讲：把钱交给政府，将来政府来负责大家吃饭养老。建国后的几十年，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因此职工对此深信不疑，拿低工资也无怨无悔。可料想不到的是，等到这批职工退休，国家却改了章程，政府不再管饭，让他们去找社保险构。换个地方吃饭，倒也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政府没给饭钱。于是，他们便成了不速之客，搞得大家都尴尬。
政府现在的办法，说白了，还是“拆东墙补西墙”。八个人订饭，先来了七个，还有一个在后头，国家就把这个人的饭端过来，再从别人那里匀出一碗，交给两位老人，政府的意思：“既然来了，就先吃着，等那个人来了再说。” 其实，这是个得过且过的办法，虽能解燃眉之急，但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随着人口日趋老龄化，年轻人的比例下降，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将来不速之客可能不是两个，而是五个，而“订饭”的人，可能从八个减为三个，到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匀不过来了。
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在统筹账户之外，设计了个人账户。目的就是让各人存各人的钱，自己吃自己的饭。将来即使“桌饭”(统筹账户)不够了，至少“份饭”(个人账户)这一块还是有保障的。这个设计思路是对的，可由于老年人的问题没解决，国家不得不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里的钱，挪出来救老人的“急”。结果是自己定下的规矩，自己先给破了；对人对己不好交待不说，由此还留下一个很大的窟窿。个人账户名义上有不小的结余，实际上近乎于一个“空账”。有人估算过，说光是养老金账户，空帐就达7000多亿。到底有没有这么大的亏空不敢说，但问题严重是肯定无疑的。
怎么才能把这个窟窿堵起来？很多人出主意说，可以提高保险费费率。这个建议，遭到了多数人的批评。现在企业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各种收费先不去说它，光是社会保险费，国家明文要求上缴的，就接近工资总额的30%，如果再考虑各种补充保险，35%都打不住，有些地方甚至超过4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提高费率，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特别是保险费以人头工资为基数计取，国有企业冗员多，负担重，更是难以支撑，眼下，我们就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
有一家国有大型企业，效益不好，虽然尽了很大努力，欠费仍高达1亿多。按照政府出台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企业不仅要补足欠款，还得接受处罚。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连当地社保机构的领导都为了难，企业确实困难，强行收缴，等于逼它破产；别的不说，3万多职工怎么办？都去领社会保险，那麻烦就更大了。因此，按照上面的思路，势必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没钱支付保险金，所以提高保险费；可费率一提，很多企业就得关门，结果是缴保险费的人更少，领保险金的人更多。若果如此，资金缺口会更大，问题会更严重。
有鉴于此，故政府有意将国企在国内发行的股票，划转10%弥补社保金不足。应该说，这是个治本的办法，是个好消息。好就好在，它不仅能偿还历史的欠账，而且有利于国企改革。我们的国有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很不合理，不仅一股独大，而且流通盘小。本来，国企上市筹资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转换机制。可现在的股权结构，机制根本改不了，好比一个人，一只脚下到水里，另只脚还在岸上，怎能学会游泳呢？
几年前，“郑百文”事件是个典型例子，当地政府曾把它树成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可一眨眼，就给捅出个天大的窟窿。公司老总都是政府派的，平头百姓有什么办法？ 所以从长远看，国有股减持是明智之举，与其让那些“败家子”吃光分净，不如变现补充保险。拖到啥时候，这都是一笔历史的欠账。
常言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老职工的“饭钱”，是政府拿走的，政府理应安排人家吃饭。让去社保机构吃也可以，但饭钱还得政府出。不管怎么说，当初政府是有承诺的，现在应该兑现，如果一推二六五，那就不好了。但愿国资委的官员快些研究，当机立断，促成国有股划转方案早日出台。 24/12/2006 匆忙周一工作安排——知道很忙，周二供应商谈判——谈判的回旋很小，周三审计数据——怎么做也作不平，周四出差南京——审计务虚，周五半夜南京回来——已经12点，周六买的日常用品提货——口袋钱全部淘光，周天朋友安排打球锻炼——被朋友放鸽子。
回想自己的一周的生活其实是自己把自己搞的太过匆忙，总是说计划的变化是可控的，其实看看自己做的事情是越来越没有成就感，因为这些事情没有挑战的感觉，想花点时间作一些自己以前没有做过得时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这些日常的事情给占据十之八九，剩下的时间我只想窝在被窝中。
一直再想自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却发现自己的被陷在一个怪圈，自己越努力却是越多的事情在自己的周围，朋友说窝是完美主义者，我尝试让自己变得马虎，但是在马虎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浑身不自在。
一年又一年，自己的猛然回首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老了,在想想自己生活自己的目标却是相差一段很长的距离，也许能够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是一些少数人，而我在每天的匆忙中是不是在丧失了自己成为少数人的机会，学会将事情交给自己的伙伴，和他们共同的达到实现目标。
匆忙，匆匆又忙忙…… 19/12/2006 长尾理论（转抄）一、 “长尾”的由来及含义： 根据维基百科，长尾（The Long Tail）这一概念是由“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在2004年十月的“长尾” 一文中最早提出，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 “长尾”实际上是统计学中Power Laws和帕累托（Pareto）分布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
举例来说，我们常用的汉字实际上不多，但因出现频次高，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汉字占据了上图广大的红区；绝大部分的汉字难得一用，它们就属于那长长的黄尾。 Chris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和那些数量不多的热卖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 二、“长尾”的定义： “长尾”至今尚无正式定义，Chris Anderson 认为，最理想的长尾定义应解释“长尾理论”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
目前最接近的定义是：
最佳口号：
三、成功的“长尾”案例： 1、 Google是一个最典型的“长尾”公司，其成长历程就是把广告商和出版商的“长尾”商业化的过程。 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人，此前他们从未打过广告，或从没大规模地打过广告。他们小得让广告商不屑，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曾想过可以打广告。但Google的AdSense把广告这一门槛降下来了：广告不再高不可攀，它是自助的，价廉的，谁都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对成千上万的Blog站点和小规模的商业网站来说，在自己的站点放上广告已成举手之劳。 Google目前有一半的生意来自这些小网站而不是搜索结果中放置的广告。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长尾广告市场。这条长尾能有多长，恐怕谁也无法预知。 2、亚马逊： 一个前亚马逊公司员工精辟地概述了公司的“长尾”本质：现在我们所卖的那些过去根本卖不动的书比我们现在所卖的那些过去可以卖得动的书多得多。 此外还有很多，诸如维基百科、Netflix等等。 四、长尾的启示： 1、对一些公司来说，长尾理论是对二八定律的颠覆。在全新的商业模式下，公司的利润不再依赖传统的20%的”优质客户”，而是许许多多原先被忽视的客户，他们数量庞大，足以让你挣得盆满钵满；从公司产品的角度分析，拳头产品主打市场的老套路将趋末路； 2、许多市场面临新的契机，长尾电视、长尾音乐、长尾设计……还有什么是拖着长尾的？很多，想想看？ 3、一批博客、播客将从这“长尾”中受益。（中国情况特殊，不在此结论中） 4、长尾中将诞生许许多多的微中心，甚至不排除一些微中心成长成新的中心，如Google。 5、中心永远都会有，它们并不会因为微中心的崛起就被“去掉”。
附：中文博客关于长尾的介绍： 见素的“从长尾巴理论(long tail theory) 看去中心化的可能” 国外专门介绍“长尾”的网站：The Long Tail 延伸阅读： 17/12/2006 周末结束周末，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计划，其实自己知道这些计划只要能够完成一半我想就已经足够。
周六天气突然的变的非常的冷，先是睡了整个早上，当自己磨磨蹭蹭的起床，迷迷糊糊拿起电话看见有4个未接来电，两个是单位同事的，两个是朋友的，我才想起来今天我答应刘公的事情，还有就是约会张总，再就是和曹老师见面，现在时间只有4个小时，想到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的睡意全无。马上打电话给刘公说：“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传真，实在对不起……，”我就是不停的抱歉。
电话结束又给张总电话：”明天有空吗“。结果张总说明天单位有事情，我想我就直接将东西送过去去吧，我已经拖延了近半个月了。
张总电话结束后，接到曹师母电话：约我晚上一块去吃”老坛“，我说好的。
于是我打车到张总家，在车上才知道自己午饭没有吃，来到张总家，看见张总染发，我说张总终于承认自己年纪不饶人了。张总说不年亲怎么和你们在一起，再说下周要去北京开会，要精神点。
我们闲聊着，感觉他象金庸小说中的老顽童。和他在一起就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加年亲的感觉。
接下来我帮他诊断了电脑，他的光驱已经坏了，内存太少，我说如果有机会有免费的我会帮你留下的。闲聊中电脑已经弄好。
于是我又打车回家，婷婷已经起床，正在做面膜。这时曹师母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于是我催婷婷。我们又来到静安区吃贵州菜，贵州菜的环境还是不错，但是味道有些不习惯。吃的有些奢侈。心中觉得有些歉意。
回到家盘点自己做的事情，才发觉自己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我心中暗自盘算明天一定要完成。
折腾到了2点开始入睡，第二天早上10点被刘公按门铃的声音叫醒。才想起自己约好的刘公，关于技术转让协议的事情。我连忙起床将协议弄好。送走刘公，我已经完全没有睡意，想到自己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没有完成，于是我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开始不停的演算程序的逻辑规则，下午4点终于将程序完成，女友说现在联通有套餐优惠，于是我们出门打车到联通营业厅，签了一份协议，女友电话拿好又回到家，天气真的变得很冷。
流水帐的记完自己的两天，才知道时间的快速，自己的时间却是这样的有限。真的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过上几个月。 13/12/2006 姜是老的辣忙忙碌碌的向一只小蚂蚁，总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才发觉我已经将很多属于自己的乐趣的东西给遗弃了借口是时间不够，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客观的说都是自己的懒。
无意中在懒得过程看自己刚刚下载的电影《墨攻》我陡然的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些感动。也许是刘德华的老道和导演的深邃，而成就了让人感动的电影。
故事很简单，攻城与守城，智者守城一夫当关，万军莫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物的心态在这个简单过程表现的一览无余，唯一遗憾的是主人公的个人情感的描述的过少，整个电影120分钟我完全沉入其中，战争中每个人都是无辜的，当刘德华说出这句话的气势，让我感受到墨家学说的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关系，看到赵军进入陷阱被弓箭手的屠杀，我再次通过电影作品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直到革离杀回梁城，面对死亡的时候泰诺镇定的时候，突然想起人的成熟在于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和自己的身边的环境相吻合。
经历10几年刘德华从我认为的偶像明星到现在一个非常有品味的男人，我想他是我榜样。看到他的沉稳我想我要学习的东西是太多。 02/12/2006 房价祸根：扭曲的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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